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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产业与生态并重的保护模式
在南京紫金山的萤火虫被发现后，短短几天时间，再回去那个最初发现了萤火虫的地方，已经面目全非了。
付新华不想让这种悲剧发生在武汉。在去木兰山考察萤火虫的路上，他一再强调，不要透露萤火虫分布的具体位置。
这种有意隐瞒，在木兰山那片还有萤火虫的村子里也存在。村里的大叔说，在外人不知道时，它们只是自然存在、自然消亡。外来的人越多，它们消失也越快了。
“娇气者中的娇气者”，武汉萤从武汉消失了
事实上，萤火虫的生存环境并不太好。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他们的生存环境也每况愈下。
付新华对此感受越来越强烈了。他没想到，一年前发现的木兰山萤火虫活跃地带，曾经以为是“全国最大的萤火虫分布区”的地方，正在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在减少。
村民李婆婆还记得，二十年前，每到夜里，萤火虫“可以把这条河照得通明。”
现在，她还住在这个地方，只是“一伸手就可以捉到萤火虫”的日子一去不回。那时，山里还没有通电，抹黑唠嗑的大人们，总喜欢让孩子们抓了萤火虫装进玻璃瓶中，借着瓶中一闪一闪的光，陪着他们聊天。
成为记忆的，还有“武汉萤”。 2008年，付新华在武汉市江夏区红旗村进行野外考察时，意外发现并命名的水栖萤火虫“武汉萤”，在2011年大旱中，也一度消失。
武汉萤作为全世界2000多种萤火虫中、8种水栖萤的代表，是“娇气者中的娇气者”。可在三年后，当他再次前往发现地寻找时，连续三个夜晚的蹲守，也没能“再睹容颜”。愤慨的付新华一度觉得，武汉萤在武汉的消失，“是一种讽刺”。
就算撇开人类的破坏，萤火虫在整个生态中，还是在迅速减少。
日本分布着上千个受到政府保护的萤火虫自然景观
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环境物种的逐渐消失，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群众性抗议，由此掀起了影响深远的环保革命。而在中国，直到2007年11月，原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梁醒财把查结果带到在天津举行的欧亚自然历史博物馆高层论坛上时，中国学术界才第一次公开正视萤火虫的命运。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找到了各自解决问题的办法。
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此次随付新华一起考察的大场先生说，日本萤火虫大概是中国目前的五到十倍，现在日本分布着上千个萤火虫自然景观，并且受到政府保护。在日本，很多人都会饲养水栖萤火虫去卖。一些居民自己也会养，养够了就放到野外。据说，一些买卖萤火虫的交易中，一只水栖萤火虫（成虫）的交易价格会达到约人民币70元。
不过，这在促进人们自发保护萤火虫的同时，也人为干扰了物种的自然进化。很明显的一点是，在自然形成的地理上，某一个地方本来是没有水栖萤火虫的，释放之后他们就会生存下来，造成整个日本都有水栖萤火虫。人为饲养和放飞就会破坏他们的自然演化状态。
当然，国内现在也借鉴了一些日本的商业模式，其中不乏有生态意识的举措。
首个萤火虫繁育基地在湖北建立
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萤火虫者，付新华不是没有想过未来萤火虫生存和发展的前景。此前，付新华曾前往泰国考察萤火虫，在泰国“萤火虫故乡” 安帕瓦，看到了让他惊叹不已的萤火虫同步发光的场景。
在这个理念中，“萤火虫经济”是一个社会各层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政府作为管理者，要保护好萤火虫存在的地域生态环境；其次，企业作为资金持有者，可以以入驻的形式提供前期运作成本和资金；另外，NGO等团体可以提供理念宣传和教育培训，改变人们的生态理念；另外，科研人员可以提供技术指导。
这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生活在赏萤区的老百姓。在这套理念中，付新华并不想因为要建立一个这种区域，而将原本生活在这个区域的老百姓迁离出去。
“他们无碍于这个理念的实施。”付新华认为，生态赏萤区的老百姓，还可以借助“生态赏萤区”这个品牌，推出民宿、有机食品开发等各种形式的相关产业。
这套模式并不陌生。目前，台湾地区的实施已经渐趋成熟。“他们把整个山区按照萤火虫的生存，作为一个生态指标去打造，让萤火虫成为他们的一张名片。”
这种理念的尝试，也没有来的太晚。付新华介绍，7月1日，他带领的萤火虫自然保护研究中心与钰龙集团旗下的湖北黄龙湖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正式签署协议，开展内地首个萤火虫复育的公益性项目。双方共建内地首个萤火虫繁育基地，计划在5年内将50亩示范区域的萤火虫从零增加到10只/平方，之后将推广至整个黄龙湖，力争在10年内建成我国首个萤火虫保护区。“2018年后，这种萤火虫保护加生态赏萤的模式可以推广至全国。”
付新华兴奋地说，10月份就可以看到400平方现代化的萤火虫繁育基地及实验室，两年后繁育基地萤火虫的数量将增加至30万只。他希望，这次尝试可以为国内保护萤火虫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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